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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國際金融體系新的一頁
欄目：經貿新聞來源：人民日報 2015-04-17 09:17:53
“當中國提出對自身和世界都合情合理的建議時，接觸比站在旁邊挑刺兒更明智。曾經有一位美國政策制定者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創立亞投行正是在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這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的觀點。 在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越來越多的今天，讓我們分享英、美、中三國專家對這一國際金融新機構的看法
高海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杜大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員、前世界銀行駐華首席代表）
馬丁·沃爾夫（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Q是什麼讓多國爭相奔向亞投行？
A切莫錯過中國提供的新機遇
高海紅：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經濟彼此滲透，交互影響。 全球經濟處於低迷狀態，新興市場國家增長減速，歐洲發達國家尚未度過危機，亞洲欠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基礎設施落後嚴重製約其經濟發展。 在這種背景下，各國都在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都在爭取長期可持續的發展空間。
共同繁榮並非口號和說辭，是各國實實在在的利益訴求。 亞投行將其目標定位於推動亞洲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和共同繁榮，這與包括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和亞洲國家在內各國的發展目標契合。 這是多國紛紛加入亞投行的根本原因。
此外，基礎設施投資供給相對需求缺口巨大，亞投行未來新增投資將總體提高基礎設施投資能力，這一供給增量既是成員國的貢獻，也是成員國在風險分擔基礎上的收益共享。
當然，中國是亞投行發起國，這一動議能夠得到多國響應也反映出這些國家對中國多年改革開放成效的認可，對中國未來持續發展的信心，以及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大國作用的期待。
杜大偉：亞投行的發起，不管對發展中國家還是對發達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共贏的選擇。 對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說，每年區域內國家都有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 據各家機構的數據統計，每年也同樣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缺口。 亞投行的成立，受益最大的是能夠從亞投行獲得建設資金的國家和地區。 但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也會從中受益，因為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好了，能夠進一步帶動經濟發展，推動國際貿易，發達國家也會從國際貿易擴張中獲益。
馬丁·沃爾夫：西方國家希望加入亞投行有著一系列原因。 首先，西方國家非常希望加強同不斷實現增長的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 這也是促使英國政府決定率先加入亞投行的最重要原因。 換句話說，西方國家認識並承認新的經濟和政治現實。 第二，西方國家希望能夠參與並分享亞投行在基礎設施投資過程中創造的眾多商業機會。 第三，它們也希望能夠參與到亞投行的組織運營程序中，並在其中增強自身的影響力。 第四，它們認識並承認亞投行的建立有著強有力的原因，那便是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非常巨大。 最後，西方國家也認為，現有的多邊金融機構，尤其是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並不足以滿足這些需求。
可以說，亞投行為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合作共贏機會。
Q亞投行的製度創新何在？
A這是一種新型的南北合作形式
高海紅：二戰以後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主要是發達國家主導，這反映了一定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也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既有機構中的次要地位，在多數情況下甚至受制於發達國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總量不斷上升，現有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所導致的不平等、不穩定性日顯突出。 亞投行是首次由發展中國家發起、發達國家參與的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這是一種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新型南北合作形式，從全球金融治理角度看是一項製度創新。 此外，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改革障礙重重，特別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規則制定和決策權方面的改革更加艱難。 在繼續推動國際金融治理結構存量改革的同時，亞投行的建立無疑是一項建設性的增量改革。 在運作模式上，亞投行在條件許可的時候將引入商業化運作，由私人資本介入，這與以官方政府機構為主要運作模式的亞洲開發銀行有所不同。
杜大偉：同樣作為發展銀行，可以預見，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存的國際發展銀行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開展項目、放貸資金時同其他機構一樣，也會有自己的環境、採購標準。 但就過去的經驗來看，一些發展中國家對現存金融機構的官僚作風、低下的效率不滿，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就常常聽到這些聲音。 一位印度官員曾跟我說：“我們的官僚作風真夠受的。”所以，亞投行的挑戰之一就是吸取一些金融機構的教訓，快速反應、高效運作，及時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
美國對世界銀行有很大影響力，甚至動用、利用自己的投票權，否決一些項目。 但整體上，世界銀行是以內部的討論和共識為基礎，獨立做出專業的決策。 我想亞投行也會是一樣，不擔心中國會獨自控制這家機構，這符合當代世界走向多極化的趨勢。
馬丁·沃爾夫：因為亞投行尚未實際運轉，在現階段，我們所能知道的是，這項新的多邊機制將著重聚焦基礎設施的投資和開發，而中國將在其中擔當重要的股東。
亞投行是否會成為一項創新尚不清楚，但對那些未能滿足發展中國家投資需要的現存金融機構以及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帶來了新事物的衝擊和挑戰。
Q亞投行的管理標準會是什麼樣？
A將成為更有效率、高水準的機構
高海紅：美國在現有重要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中處於主導地位。 即便是亞洲開發銀行這一亞洲區域性機構中，美國也是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股東。 美國這一特殊地位有歷史原因，也是地緣政治的結果。 然而中國在亞洲區域經濟影響力不斷上升，早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中國已發揮其在亞洲區域經濟金融穩定器的角色。 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更是通過簽署雙邊貨幣互換等形式伸出援助之手，為區域和全球金融穩定做出貢獻。 中國以亞投行為平台發揮作用，順應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日趨緊密的經濟聯繫，也將促進區域更為平衡地發展，這不構成對美國的挑戰，並不意味著與美國爭奪在亞洲區域乃至世界經貿規則的製定權，因為亞洲地區經濟繁榮和穩定，是中國的訴求，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馬丁·沃爾夫：對於一項多邊金融借貸機構來說，非常重要的是保證借貸者能從中獲益。 這要求一系列保證運營自律以及獨立性的製度安排。 同時也需要高水平的從事國際事務的員工，他們免受內部或外部的政治壓力。 另外，投資運作的項目和工程需要接受可行性以及收益性的測試，這需要嚴格的“支出—收益分析”.
特別重要的是，需要綜合考慮項目造成的環境以及社會影響。 基礎設施建設過程對環境的影響非常大，為了保護環境，需要投入輔助性基礎設施建設也應非常大。 考慮近期中國政府在環境問題上的重要政策變化，我們期待亞投行在長期運營中充分考慮到環境可持續問題。 此外，亞投行也需要在其借貸項目中考慮項目可能帶來的社會效應。
更多的國家參與亞投行，將帶來更多機會促使亞投行成為一個高水準的機構。 所以，我強烈地歡迎、支持現階段的廣泛參與。 這對於中國在其中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和領導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杜大偉：對現存金融機構的問題，廣大發展中國家同中國有相同的感受和看法。 現存國際金融機構並不是完美的，世界銀行進行了很多改革，施行嚴格的環境標準、反腐敗等，以保証投資項目的順利實施，但世界銀行也越來越沒有承擔風險的意願。 國際金融體系需要實質性的調整，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中國家就積極響應，申請成為亞投行的發起國。
新興市場國家，比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有意願在現行國際金融機構中擁有公正合理的話語權，但是一些國家對此還沒有適應，決策跟不上經濟實力的變化。 中國一度努力增加自身在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並敦促世界銀行進行適度改革，提高運行效率，更加專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增長。 但世界銀行調整速度緩慢，甚至美國因為國內政治原因，成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障礙。 這也是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的初衷之一：建立一個更有效率、專注於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和發展的國際金融機構。
近年來，很多發展中國家不願意使用多邊銀行的資金，因為它們對風險和政策執行太過小心謹慎了。 美國有理由擔心亞投行可能威脅到現存的金融機構，但在亞投行出台相關標準與政策之前阻止其他國家加入完全是一個錯誤。
Q亞投行將如何促進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改善？
A希望“鯰魚”推動國際金融機構進一步改革
高海紅：從全球金融治理實踐看，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普遍認可的最佳治理模式，所謂“最佳實踐”是一種合意的理論概念，需要不斷探索，也需要順勢改善。 亞投行的建立本身就是加入了這一探索進程，為全球金融治理結構更趨合理提供新的實踐。
杜大偉：國際金融機構間的分裂與競爭是一個潛在的風險。 但我認為，亞投行的成立不會直接挑戰現存金融體系，更不是中國用於反對某些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工具。 相反，亞投行將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乃至現今整個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積極改革注入動力。 二戰結束後，美國推動成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機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資金和服務，為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發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貢獻。 但隨著時間的推進，這兩大機構自身也積累了很多問題，迫切需要改革。 希望亞投行能夠成為國際金融機構的一條“鯰魚”,推動國際金融機構進一步改革，跟上時代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亞投行也能夠成為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丁·沃爾夫：我們注意到亞投行給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帶來一定的競爭。 在本質上，我是歡迎競爭的。
現有發達國家占主導位置的國際金融機構在運作的許多方面是不充分、不有效的。 美國、歐洲和日本看重自身對國際金融機構的一定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與它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不符。 此外，它們未能履行應有的管理職責。 還有一點，它們堅決把持對這些機構領導人的任命權，而這些領導人並不總是優秀的。 二十國集團5年前就已商定實行新的配額制度以削弱它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過大的影響力。 世界至今仍在等待美國國會批准這一變革。 這是不負責任的。
高海紅：建設多層級多邊金融機構是大勢所趨，尤其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全球性、區域性、雙邊和單邊各個層級的金融機構互為補充，作為未來標準的國際性金融機構，亞投行將是多層級全球治理機構大家庭中的一員。 根據籌建備忘錄，創始成員國將以國內生產總值大小作為權重製定各國份額比重。 中國作為主要出資國，將在亞投行的治理構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符合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 亞投行聚集了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中國作為新興發展中大國，將發揮重要的平衡作用。 中國將藉鑑現有國際、區域多邊金融機構成功的治理經驗，兼顧發展中國家實際需求和發展階段特點，以平等、包容和高效的方式運營。 在治理結構和決策機制方面，中國將與其他成員國一道致力於決策透明，確保投資項目滿足共同製定的統一標準，同時與其他成員國一道探索更為高效的決策機制。
馬丁·沃爾夫：世界經濟將受益於更多長期資金流入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資金正推動世界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實在是件大好事。 美國批評英國不斷“遷就”這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但不遷就則衝突。 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需要做的是明智地遷就。
像亞投行這樣新的金融體系，如果實現合理有效的運營，將極大改善國際金融治理結構。 亞投行還剛剛起步，不過我很高興看到在亞洲地區有一個新的替代選擇。 當中國提出對自身和世界都合情合理的建議時，接觸比站在旁邊挑刺兒更明智。 曾經有一位美國政策制定者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創立亞投行正是在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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